疫情期间普及开来的远程办公（在宅勤務），无疑让日本人的工作方式被迫重新审视。尤其对育儿或照护家人的人来说，远程办公解决了许多过去难以化解的困扰。

然而最近，也有企业把远程办公的缺点摆上台面，开始鼓励“出社回归”（回到办公室）。因此，有人会考虑辞职或跳槽，也有人在育儿、介护与职业发展之间陷入更深的纠结。

在员工立场上重新审视远程办公的利与弊，变得格外重要。

在企业中，更容易主张从远程回到办公室的人，往往不是年轻人，而是中高年管理层。

他们常提到的理由之一，是“员工之间沟通不足”。但这种感受在不同世代之间存在明显差距。

对经常使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世代来说，即便被说“远程会沟通不足”，也可能觉得不太成立。因为工作所需的沟通，完全可以通过线上会议、聊天工具等方式完成。

还有一种来自管理层的声音是：远程办公让考勤管理与绩效评价变得困难。

他们的逻辑是：“看不到过程，就无法做出公平判断。”但文章认为，这也许需要改变评价思路。

远程办公的确让过程不那么可见，但成果要求并不会比出社更低，甚至可能更高。为了把远程做顺，个人必须具备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；在某些情况下，反而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与潜力。

换句话说，管理层也许应该把远程办公的存在，视为推动评价方法升级的契机。

文章讲述了一个案例。

在某制造企业负责国内营业的中岛女士（化名，36岁）入社已超过10年，远程办公经历3年，目前夫妻双职工并育儿。

远程办公开始后，她能在工作间隙处理家务，把孩子放在自己视线可及的地方，效率更高，生产力明显改善，也更能兼顾生活与工作。

但从去年起，上司更换，职场的方向开始从远程回到过去的出社模式。中岛女士难以接受。

她认为，这三年里公司氛围变得更好，业绩更佳，离职率也下降。至少在提升员工对公司贡献度、工作动机方面，远程办公的定着与这些变化存在较强相关；同事中也有不少人与她想法一致，于是一起向新上司提出诉求。

然而，公司仍以“想提高职场沟通”为由坚持出社回归；同时还提到外部网络安全、私用终端使用等问题。

在中岛女士看来，这位50多岁的上司带着昭和时代的职场价值观，试图把工作方式拉回过去。最终，她下定决心离职。

“以远程办公为前提的工作方式”被动摇后，中岛女士开始认真准备转职。

她意识到：过去三年里，自己的生活形态已经改变，工作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远程办公让她实现了工作与私生活的平衡，许多为支撑家庭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因此得到解决。

当这种状态即将失去时，她才真正理解并确认了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工作观与工作方式；也意识到，或许存在“适合远程”的工作与“不适合远程”的工作。

她来到三十多岁中段，认为“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认真重新思考职业生涯的机会”，于是第一次投入转职活动，并考虑把自己一直擅长、也有兴趣的IT知识用到工作中。

她说，过去从未想过自己会以“远程办公这种工作方式”为轴心来决定未来职业方向，但如今这已经成为择业的重要条件。

文章最后指出：未来人们的转职理由将更加多样化。企业也必须持续关注社会变化与员工需求。

越来越多公司推动“出社回归”：重新审视远程办公的利与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