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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记者“卧底”外媒—看日本如何报道中国

2019-5-30 16:41| 查看: 527| 评论: 0|来自: 北京不冷东京热

我曾是一名中国记者,后来意外的“潜入”到了一家日本媒体当中方雇员,从事辅助日本记者采访的工作。

对我来说,观察日本媒体如何采访,是一件令自己颇感兴趣的事情。虽然付出的人生成本有点大,但我把这个当做一项跨度两年的体验式采访来面对,倒也能不断说服自己,看淡得失,享受这个“大选题”乐趣。

去日媒工作之前,有很多想象。我这个人不爱道听途说,就爱亲身体验。下面,我就亲身体验的东西,讲给你听。

中国记者“卧底”外媒—看日本如何报道中国


潜入

2014年5月,我在日本求职华文媒体不得志,最终回到了北京。一个月后,经一位日本友人中间介绍,进入到了在北京的某日本纸媒,担任中方雇员。

在此之前,我先后在武汉和上海的纸媒里担任记者多年,但那时内心还有一个小小的具体梦想,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去日本当“驻日记者”。

这个梦想,源于小时候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喜爱。从初中二年级起,我就开始自学日文,一直坚持了10几年,后又在本科时选修了日语双学位。我同时也对新闻这件事有兴趣,职业偶像是白岩松。想来想去,遂决定将两个兴趣结合在一起,将“成为驻日记者”当做自己的小目标。

2012年8月,当时在上海一家财经类纸媒担任记者的我,偶然看到了日本半官方组织—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的“全球青年招募计划”。这个机构在全世界招募年轻人去日本的行政、教育、文体三类机关去工作,以促进外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,同时也希望借全球年轻人的力量,助力日本的行政服务国际化。“利用这个机会作为跳板,那我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驻日记者了吗?”我激动地报了名,这是当时自己的心声。

不过可惜的是,在为期一年的赴日中,虽然自己面试了多家在日华文媒体,包括纸媒、网站、电视台,但都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如愿,最后遗憾地回到了北京。一个月后,教我日文多年的恩师联络我:“你想不想去这家日本媒体。”

这是一家在日本的主流纸媒。由于相关规定,我不能在外媒担任记者,只能作为中方助理,从事辅助采访与翻译。“虽然有那么一点自降职位,不过可以观察日本媒体如何运作,日本记者如何采访,这件事也很有意思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,我通过了面试,“潜入”到了这家日媒。

接触

我们这一代,被称为赶上了纸媒最后一点辉煌,作为记者,“当时走路还能略微扬起微风”,印在纸上的字,至少还有不少读者去看。我们也对印在纸上的字,保留着敬畏。不过,这种美好没持续多久,纸媒结束的信号,就开始大行其道,网络势能开始狂奔突击。等我入职这家日媒时,国内已经有不少知名纸媒关门歇业。

日媒其实也受此困扰,不过似乎慢了不少拍。时至今日,日本的五大纸媒,读卖新闻每日1000万发行,朝日新闻每日700多万发行,日本经济新闻每日近300万发行,每日新闻200万发行,就连右翼的产经新闻也有150万发行。每日不但有朝刊,还有夕刊。遇到重特大事件,日媒还要发行“号外”。无论哪一出,都让日本报业在全世界都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,同时也令世界同行欣羡和汗颜。

日本人对“纸”的中意,也投射在了我在这家日媒的日常工作中。

从自由自在的中国记者转入需要坐班的外媒雇员后,每日早上进入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接收和整理日本总部发来的传真。直到现在,日本的很多采访邀约或者重大新闻发布,都仍然是通过“古老的传真”在进行。

除了这些通知类文件外,最让人“震惊”的是,每天早上东京总部的同事,还会把当日出版的报纸朝刊,一页一页地复印、传真到北京分局,每日动辄耗纸数十上百张,昂贵的打印机油墨一下子就用完。“有什么是不能网上看到的。”从第一天起,我就开始“嘀咕”这件事。

然而,这还没有结束。早上我还需要收发几十份中国各类报纸,从中央到地方,从都市类到经济类,再到法院、军事、农业各子门类,让人感慨日媒对中国公开信息的“全方位搜集意识”。不过其实这些报纸大家也没有多少时间去看,但只要一遇到重大发布时,日本同行就会去看原文,分析版面排版,读出背后信息。

然而,这仍然还没有结束。到了傍晚时分,东京同事还会把每日发行的当天纸质版朝刊和夕刊,“空运”至北京办公室,仿佛丝毫不计较运营成本。直到很久后的某一天,我才发现这样做的目的之一,是为了“剪报”。一日,我在办公室一面看了无数遍的墙上,无意中打开了其中一本文件夹,瞬间惊讶到合不拢嘴。原来这整面墙,全是过去数年、前任记者们留下的中国报道剪报,为的是以供继任者查阅。“明明已经是一个电子搜索的时代。”这是我的第二“嘀咕”。

日媒记者似乎离不开纸,日方同事会经常将资料打印出来,用铅笔标记重点,并贴满办公桌。

在无纸化办公渐成主流的中国,我却深深地活在纸张与油墨堆成山的办公室里,“旧时编辑部”的氛围浓烈。

这还只是对“物”的投入,这家日本媒体对日本记者“人”的投入,更令我这个中国同行“惊讶”和“羡慕”。

这家报纸在北京就有多位日本记者,此外在大连、上海、广州、台北、香港也有驻点记者。在北京的记者基本上都住在北京CBD的高档公寓里,每位记者一辆专车一位司机,再加上每人配备一位中方雇员。在日本记者被调来中国工作前,总部会安排记者到中国的北大、清华、复旦等名校学习中文一年。虽然短短一年的学习,并不能让日本记者中文说得非常流利,但没关系,“有我们在”,采访工作照样能做。

与日媒财大气粗形成对比的是,在东京时,我也面试了一家中国知名电视台在东京的总部,说是总部,但全日本只有这一位记者编制。有时候,她会一个人架好机器,一个人化妆,一个人现场播报,极力“节能降耗”。而要成为驻日记者,日语不流利第一关就过不了,然后还得有口条,如果可以,名校最好。与日本记者相比,中国记者似乎得先把自己练成能过五关、斩六将的全方位综合性人才,才能入行。

最后要说的是工资,在中国当记者,大家常自我揶揄:“拿着白菜工资,操着全天下的心。”虽然我从没有亲眼看到过日本记者工资,但在日本新闻界公开的调查是,一般到了主编级,一年年薪1000万日元起,合58万人民币起,这还是日元近年大幅度贬值后的价格。

在中国媒体普遍陷入不景气,大型门户网站动辄要裁撤记者编制、财经、科技等主流频道全国记者团队配置不足10人的今天,种种中日对比,让人唏嘘不已。

这是我入职日本媒体后,看到的“表象真实”和接受到的第一波冲击。

深入

中方雇员的工作,主要是承担翻译和辅助采访工作。看上去,技术难度上不算难,但中日双方在一起工作,背后需要克服中日文化背景不同,中日关系的波动,以及新闻观念上的差异。

在进入日媒工作之前,我在武汉和上海的媒体里工作了4年,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了国内媒体的体制和运作。不过,对外媒的工作机制仍是“雾里看花”。虽然在学生时代,在大学的课堂里,有关中西方新闻的辩论常常有之。但说来说去,都是二手资料。既然“潜入”到了日本媒体,当然是一个好机会,可以看看中外短长。

这家日媒驻北京的记者年龄从30岁到50多岁不等。20多岁刚大学毕业的记者,即使是东京大学名校毕业,也会被先安排去排版,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,然后再过度成为记者。反观中国媒体的跑会记者,80后已经有点退居幕后,90后已经成为主流,且流动率颇为频繁。日本“老”记者就常常抱怨,去中国的发布会会有点尴尬,四周望去,“都是小朋友”、“有时候还挺吵”。

许多资深记者对中国都有多年研究。最令我自己钦佩的是,他们总能从日常看似“百无聊赖”的各种碎片化新闻中,像神探一样,串联起各种看似不相关的线索,然后“破案”,完成颇有深度的“大稿”。这种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力,给了我不少启发。我在国内媒体采访时,常常主动或被动的去追“热点”,忽略了背后更为纵深以及横向的各种联系,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些文章会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。

另外,日本记者特别重视现场感受。有的时候,并未联络到相关重要当事人,但日方记者也会花大价钱,通过飞的跑的等各种方式去到现场,体验现场气氛,采访周边。哪怕一时没有突破,但这些资料,回来后也会精心整理,以备哪天不时之需。

再者,日媒似乎特别擅长从细微处发现新闻。我曾在日媒报纸上看到一个“豆腐块”,这里每天记录着“首相的一日”。现场的记者们,每天记录着首相几点出官邸,几点回官邸,出官邸的时候,神情如何,姿态如何,手势如何,身体看上去是否有状况,整个都被详细记录,令人“叹为观止”。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,就因为某日出门时手捂着肚子,被猜测是否胃肠老毛病复发,让舆论猜测是否会因健康而提前结束首相生涯。

中国记者“卧底”外媒—看日本如何报道中国

与我曾体验到的中国记者疾风劲雨般的培养模式不同,日本记者似乎采用的培养方略是铁杵磨成针。日本记者一般把职业当做终身职业去做,一做几乎就是一辈子。这也导致一些重要发布会现场,日本记者要派出白发苍苍的大前辈,与中国记者年轻气旺的景象形成了“对比景观”。

虽然时下日本国内对记者整体的信赖感也在下降,但日本记者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仍处高位。再怎么“舆论多元”,出了大事,日本人民仍然去首先“看报”。

碰撞

很多人说,一到海外才发现自己原来多么“爱国”。以前我没有实感,后来竟也有了这番心路历程。

虽说年少时很憧憬日本的流行文化,但真到日本去工作时,自己的国籍身份,不知何时变成了很浓烈的一件事。而作为外媒的中方雇员,这种感觉只增不减。

因为中方雇员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就是外媒不同于国内认知的报道,毕竟别人批评我们,谁都会不自在。

我在日媒工作的那几年,刚好是中日关系最冷的那几年。民间一开始也受到影响,不过后来慢慢又开始恢复交往的热度,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。

当时,被日本媒体“报道”最热烈的话题,当属中国游客的“爆买”。“爆买”一词就是由日媒发明。在中国人的我看来,虽然觉得媒体里呈现的爆买队伍有点过,但也觉得“挺正常”——毕竟普通中国人对日本旅游印象一般不错,对日本产品也信赖有加。再加上中国人家里亲戚朋友众多,好不容易出趟国,自然要给大家族买些伴手礼。

不过日本记者们却较难理解。“中国人不是很讨厌日本吗,为何有这么多人去日本旅游爆买?”

日本人的疑问归根在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育“不充分”以及对现实的选择性观察。其实,我作为中方雇员也常借一些机会“澄清”,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是理性的,应该看到“意见全体”。不过,日媒仍然喜欢选用一小部分的极端个案去放大呈现,不能告知日本读者一个真实的中国。这时,我开始更多思考“媒体”在国际关系,以及上层关系对庶民生活中所扮演的“舆论引导”作用了。

2015年9月3日,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大活动。当天,办公室的气氛既平常又比平常多了些凝重。对于平均年龄40多岁的日本记者而言,这还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在现场看到阅兵。

9月3日早上,电视里开始转播阅兵仪式,抗战歌曲齐奏。晚上,人民大会堂里的文艺演出也开始直播。到了呈现南京大屠杀的舞蹈节目演出时,气氛悲鸣,毕竟这是一段残酷的历史,任中日双方谁看都会难平心胸。当时的我坐在办公室里,如坐针毡。

到了第二天,日本各大媒体对阅兵仪式进行了大幅度深入报道。报道里除了中国希望传递的声音之外,自然也加入了日本方面的分析,当然依旧有些观点中国读者无法认同。

当中的心境及细节我无法多言,但自从那时起,我更加开始思考“报道”这件事的本质——真实也好,事实也好,它就摆在那里。能多大程度陈述真实,从新闻理论上来说,皆属于二次解说,而影响解说的在于背后人心。

“某种程度上,记者并不是纪录,而是人类想法引导者的角色。报道的本质,是报道者准备用什么样的心来呈现世界。”这是我进入这家日本媒体后,借由冲突所达到的“一种自我觉悟”。

发现

新闻报道,核心是事实报道。不过,干了若干年记者后,我慢慢觉得,单纯的呈现事实虽然重要,但还不够。许多人用新闻里所报道的事实来解说世界,那从什么样的心去呈现和引导就成为关键。

思来想去,“希望借由自己的力量,通过更积极的报道,促进中日的互相理解。”我把这个当做了我的目标,这比原先只想当一个“驻日记者”,似乎高了一个格局。虽然这一目标带有主观意图,已不算新闻客观,但既然鉴于中日之间的消极因素多,我觉得促进理解,比扩大无谓的歧见来得更好。

在日媒工作近2年后,我从这家日媒毕业。我有了更加自由的身份可以去“肆无忌惮”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—那就是利用文字的力量,促进我们与他者,与世界的相互理解。现在我在“今日头条”里介绍日本,点击破亿,我略有成就。

积极不登场,消极就会登堂入室,至少在中日之间。我希望能发挥自己的绵薄之力,多向中日关系注入正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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